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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东:历史当事人的应尽责任

壹嘉出版 2024-02-04

Editor's Note

本文是丁东老师为《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:〈青年论坛〉纪事》(李明华著,壹嘉2023年12月版)一书撰写的书评。获丁东老师授权转发,特此致谢。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丁东小群 Author 丁邢



历史当事人的应尽责任  

    

年前,谢湘赠我一本李明华的新著《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——<青年论坛>纪事》,我边读边想,心绪难平。

1984年末,《青年论坛》横空出世,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。当时,我就非常关注。因为我在山西社会科学院《晋阳学刊》当编辑,和李明华算是同行。《晋阳学刊》主编高增德热心改革,很快和李明华建立了联系。我十分羡慕湖北社会科学院的同龄人,竟然干成了这样一番大事业,暗自想以他们为榜样,步其后尘。1987年初,《青年论坛》过早夭折,我又为之扼腕。

从七十年代末,到整个八十年代,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转型的起步期。新思潮喷涌而出,呼唤着本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。青年一代最有生气,要登上前台,扮演先锋角色。当时没有互联网,纸质报刊是展示思想的不二选择。最初,体制外的民办刊物、体制边缘的大学生刊物,已经试水,遭到权力重创。以更具合法性的方式,寻求体制内生长,《青年论坛》便是探索的先声。

如同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,有其缘由,《青年论坛》诞生于武汉,也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的结果。此前,刘道玉已经在武汉大学拉开改革大幕。李明华、王一鸣从武大毕业,供职于湖北社科院的《江汉论坛》。《江汉论坛》本身要寻求破局之道,王一鸣便提出青年理论刊物的创意,与李明华一拍即合。办刊设想一出,便与胡德平取得联系,得到他倾力支持。胡德平的介入,具有特殊意义,他既是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,参与当地改革名正言顺,又是胡耀邦的长子,给当地官场留下诸多遐想。湖北省和湖北社科院两级领导,既有创新的真诚支持者,如院长密加凡把自己的办公室腾给“论坛”使用,也有惮于胡德平身份者,他们都开放绿灯,让《青年论坛》很快呱呱坠地。新松恨不高千尺。《青年论坛》生逢其时,甫一问世,便立于时代潮头,聚会群英,让思想之光辐射全国,惊动海外。

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1987年1月,胡耀邦无奈辞职,《青年论坛》随之停刊整顿。人间冷暖,世态炎凉,权力这才现出本相。回忆录写到这里,进入最为耐人寻味的篇章。

李杜文章在,光芒万丈长。《青年论坛》跨越四个年头,实际存活不足三年,出刊14期,发表近300篇文章,有200多位作者亮相,搅动了一池春水,乃是当代改革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上抹不去的事实。刊物运行时,就出现过不少反馈。刊物夭折后,有人写出长篇纪实。后来,还有不少回忆文章。钱理群治当代思想史,为《青年论坛》写出六万言。有人想把《青年论坛》写进《中国期刊史》,有人以研究《青年论坛》为学位论文。这都给当事人以欣慰。

然而,来自外部的评介和反馈,不能代替内部的证词。我一向认为,曾经处在思想漩涡中心的报刊主事者,应当留下回忆。这不仅事关个人的尊严,而且事关历史的存废。

90年代,钟沛璋先生创办《东方》。《东方》夭折后,我曾向钟老建议,撰写有关《东方》的回忆录。他写了,可惜篇幅较短。

沈昌文先生曾经主编《读书》,退休时并不心甘。我也曾建议他写回忆录。他写了,篇幅也不长。后来和张冠生完成了口述自传《知道》。

杜导正先生曾经创办《炎黄春秋》。被迫离开时93岁,写回忆录已经力不从心。但他留下了日记。

李明华关于《青年论坛》的回忆录,是我早就期盼的。应当说,他的写作条件更好。相关史料丰富,查找相对便利;相关人员大多在世,寻访难度不大。李明华有年龄优势,《青年论坛》停刊时,他不满40岁,现在70多岁。杂志挨整,他本人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。他在1987年夏天便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。他的求学过程,书中有生动记载——
收到录取通知后,湖北社会科院不放人事档案。在当年9月底的国庆宴会上,导师陶德麟见到省委副书记钱运录,说:“我招了一个博士生,却不能入学,请书记出面做做工作。”
钱运录问:“博士生是谁?”
陶德麟说:“社科院的李明华。”
钱运录说:“哦,那是我的朋友。为什么?”
陶德麟说:“你问问老夏。”
在场的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说:“《青年论坛》还有些事没有了结,李明华不能走。”
陶德麟说:“不能因为《青年论坛》的事就不让他读书。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。”
钱运录说:“老夏,武大离社科院有多远?不就两三公里路嘛?李明华能跑到哪里去?你放他走。”
一番周折后,李明华迟到三个月,终于入学,平安转轨,保持了个人的学术空间。
2020年,新冠疫情把李明华困在大洋彼岸,哪儿也不能去,只能宅居女儿家中写书。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,主体部分约40万字,加上附录超过50万字。笔底流出的那些亲身经历、鲜为人知,于史无载的细节,极为宝贵。他最后畅开笔墨,反思了当年的盲点和局限,讨论了历史的教训,展望了当下思想市场的变幻,这些方面,他超越了其他名刊的社长主编。他尽到了一个历史当事人应尽的责任。如果说有什么不足,就是在描述80年代宏观背景时,某些史实还须核订。
瑕不掩瑜,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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